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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普通生态学》的课堂上，吊扇在天花板上划出缓慢的弧，金属轴承磨出的“吱呀——吱呀——”声像老纺车在转，把九月午后黏腻的闷热搅得更稠。阳光从窗棂挤进来，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方格，讲台上的老师握着半截白色粉笔，指尖沾着薄薄一层灰，正弯腰在黑板上画“种群增长模型”。
J型曲线的上扬像陡峭的山坡，S型曲线的平缓又像被风磨平的戈壁棱线，粉笔划过黑板的“唰唰”声，在寂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。
拾穗儿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脊背挺得笔直，眉头却拧成了一个结。
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浅蓝色衬衫，领口处还留着昨天熨烫的折痕，此刻衬衫的后背已经洇出一片浅湿，贴在皮肤上，像块冰凉的湿布。
窗外的梧桐叶被风拂得“沙沙”响，叶片碰撞的声音温柔得像奶奶阿古拉织毛衣时的毛线摩擦声，却抚不平她心头的焦躁。
课本摊开在桌面上，“环境容纳量”“内禀增长率”这些黑体字像排着队的陌生人，每个字她都认识，连起来却像天书般在眼前。
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手里的蓝色圆珠笔，笔身已经被她捏得发烫，笔帽被拧开又合上，“咔嗒——咔嗒——”的细微声响，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有些突兀。
前排的女生回头看了她一眼，她赶紧停下动作，把笔攥得更紧，指节都泛了白。
笔记本上，她的字迹因为用力过猛而深深凹陷进纸页，墨水浸透了纸背，在后面一页留下模糊的印记。
最下面一行，她用红笔圈出了一个问号，旁边写着：“为什么是K？为什么环境容纳量要用K表示？”
她盯着那个K，越看越觉得陌生，像戈壁滩上偶尔出现的、认不出的石头，不知道它藏着什么秘密。
老师还在讲台上讲着，说“S型曲线的顶点就是K值，是环境能承载的最大种群数量”，可她脑子里却全是家乡的羊群——
阿爸阿妈在世时养的羊，每年春天都会多几只，可到了冬天，草少了，羊就会瘦下来，有时候还会病死，这是不是就是老师说的“环境容纳量”？
可阿爸从来没说过“K”，他只说“草就那么多，羊多了要饿肚子”。
下课铃突然响了，尖锐的铃声像鞭子一样抽在拾穗儿心上，她猛地惊醒，才发现自己盯着课本发了半节课的呆。
桌面上，她的掌心印在课本上，留下一片湿痕，连课本的纸页都被汗水浸得发皱。
她低头看笔记本，满纸都是歪歪扭扭的公式和圈起来的问号，刚才老师讲的内容，她一句都没记住。
教室里瞬间热闹起来，同学们收拾书包的“哗啦”声、谈笑声混在一起，有人说要去食堂吃新开的麻辣烫，有人说要去图书馆占座，那些轻松的语气像针一样扎着拾穗儿。
她看着同学们三三两两地离开，一种熟悉的无力感慢慢爬上心头——就像小时候在戈壁滩上放羊，她跟着羊群走了一下午，抬头却还是望不到边的黄沙，天是黄的，地是黄的，连风都是黄的，她不知道要走到哪里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。
但她咬了咬下唇，把笔记本胡乱塞进书包，又拽了拽衬衫的衣角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她不能就这么放弃，她抓起书包，小跑着追出去，走廊里的光线比教室暗，她的影子在墙上忽长忽短，脚步声“噔噔噔”地响，像在跟自己的心跳较劲。
老师已经走到了走廊尽头，正低头整理手里的教案。
拾穗儿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停下，胸口因为奔跑而起伏着，她张了张嘴，却觉得喉咙发紧，像被戈壁的风沙堵住了。
“教、教授......”
她的声音有些发颤，带着西北口音的普通话在空旷的走廊里格外清晰，尾音还微微上扬，像小时候喊阿爸回家吃饭时的语气。
孙教授回过头，她赶紧把书包拽到身前，手指紧紧攥着书包带，“那个‘逻辑斯蒂增长’里的‘环境容纳量’，我还是不明白，能不能再讲一遍？”
说完这句话，她的脸瞬间红了，从脸颊一直红到耳根，连耳朵尖都发烫。
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抠着书包上的带子，那根带子已经被她抠得起了毛边。
她不敢看老师的眼睛，盯着自己的鞋尖——这双白色的运动鞋是奶奶阿古拉在镇上的集市买的，鞋底已经有些磨损，她却一直舍不得穿，今天是第一次穿来上课。
孙教授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，镜片反射着走廊顶灯的光。
他打量着眼前这个姑娘，个子不算高，头发扎成一个简单的马尾，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濡湿，贴在皮肤上，可眼睛却亮得很，像戈壁滩上夜晚的星星，带着一种不认输的执拗。
他记得她，每次上课都坐在前排，笔记记得特别认真，有时候他提问，她虽然不举手，却会把身子往前倾，眼神里满是渴望。
“走吧，去办公室。”
孙教授笑了笑，眼角泛起细密的皱纹，像被风拂过的沙纹。
他的声音很温和，没有一点不耐烦，拾穗儿悬着的心突然就放了下来，刚才发紧的喉咙也松快了些。
孙教授的办公室朝北，窗外对着学校的围墙，光线有些昏暗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墨香和旧纸张的味道。
靠墙的书架上堆满了生态学专著和期刊，书脊上的字有的已经褪色，最上面一层还放着几个玻璃罐，里面泡着植物的标本。
窗台上的绿萝长得郁郁葱葱，藤蔓垂下来，叶子上还挂着水珠，应该是刚浇过水。
孙教授拉过一把木椅子放在桌前，“坐吧，别站着。”
他自己则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从抽屉里取出一叠草稿纸，又拿出一支铅笔，笔杆上还印着学校的校徽。
“哪里不明白？你说具体点，咱们慢慢说。”
孙教授把草稿纸推到拾穗儿面前，语气和蔼得像隔壁的老爷爷，拾穗儿紧张的情绪又松了些，她慢慢坐下，椅子腿在水泥地上蹭出轻微的“吱呀”声。
她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，封面是浅蓝色的，边角已经有些卷边，这是她高中时用剩下的，她舍不得扔，又接着用来记大学的笔记。
她翻开笔记本，找到记着“逻辑斯蒂增长”的那一页，这一页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有的地方用蓝色笔写，有的地方用红色笔标，还有她自己画的歪歪扭扭的曲线——她试着模仿教授在黑板上画的S型曲线，可画出来的线条却像戈壁滩上起伏的沙丘，一点都不平整。
“这里，”她的指尖轻轻点在一个公式旁，指尖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凉，“书上说环境容纳量是种群在特定环境中的最大承载量，可是为什么......”
她顿了顿，眼睛盯着草稿纸，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词语，“为什么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呢？自然界的条件不是一直在变化吗？就像我们家乡，有时候下雨多，草就长得好，羊就能多养几只；有时候旱得厉害，草都枯死了，羊就要少养，甚至要卖掉一些......”
说到家乡，她的声音低了些，眼神也柔和了些，仿佛又看到了家乡的草原和羊群。
孙教授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他接过笔记本，仔细端详着那些批注，红色的问号、蓝色的注释，还有旁边画的小羊图案——她在“种群数量”旁边画了一只简笔画的小羊，羊角还是歪的。
这个姑娘不只是在“不理解”，她是在“思考”，在把书本上的知识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，这比单纯的记笔记难得多。
“问得好。”
孙教授抽出铅笔，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坐标系，X轴标上“时间”，Y轴标上“种群数量”，“我们先从指数增长说起，就是这个J型曲线，它假设环境里的资源是无限的，没有天敌，没有疾病，种群数量会一直涨......”
铅笔在纸上“沙沙”作响，一条流畅的J型曲线逐渐成形。
老师的声音不高，却格外清晰，每个字都像落在拾穗儿的心尖上。
每当讲到关键处，他会放慢语速，用笔尖轻轻点着纸面，“你看，这个曲线是不是很陡？但现实里不可能这样，就像你说的，家乡的草不会无限多，雨水也不会一直充足，所以就有了S型曲线。”
孙教授又在旁边画了一条S型曲线，曲线的起点很低，慢慢上扬，到了中间突然加快速度，最后又平缓下来，停在一个水平线上。
“这条水平线就是K值，也就是环境容纳量。但你说得对，K值不是固定的，它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，就像你家乡的雨水——雨水多，草多，K值就高；雨水少，草少，K值就低。
课本上写的‘固定数值’，是为了让我们更容易理解模型，就像我们学数学时画的辅助线，是帮助我们看清规律的工具。”
孙教授的铅笔停在曲线的拐点，“这里，就是环境阻力开始显现的时刻。
就像一个孩子在成长，小时候长得快，一年能长十几厘米，到了青春期突然蹿高，然后速度就会慢下来，最后长到一定高度就不再长了——不是他不能长了，是身体的‘环境容纳量’到了，骨骼闭合了，营养也会优先供给其他器官......”
拾穗儿的身子微微前倾，双手撑在桌面上，眼睛紧盯着那张草稿纸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孙教授的话像一把钥匙，慢慢打开了她心里的锁。
当他讲到“种群密度接近K值时，增长率会逐渐下降直至零”，她突然抬起头，眼睛亮得像星星，嘴角也不自觉地向上扬：“就像我们戈壁滩上的梭梭树！”
她的声音里带着兴奋，连带着西北口音都重了些，“我们家乡的梭梭林，都是一片一片种的，不能种太密，太密了就会互相抢水、抢阳光，长得又细又矮，还容易枯死；种得稀一点，每棵树都能长好，枝繁叶茂的，还能固沙。一块地只能长那么多梭梭树，再多种就长不活了，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‘种群密度接近K值’？”
老师赞许地点点头，眼角的皱纹更深了，“很好的类比！生态学的理论，从来不是纸上谈兵，它就藏在我们的生活里，藏在你家乡的草原、梭梭林里。你能把知识和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，比记住十个公式都有用。”
他站起身，走到书架前，踮起脚尖，从上层抽出几本期刊，期刊的封面已经有些发黄，边缘也卷了起来。
他翻找出几篇论文，标题上写着“阿拉善盟梭梭林种群动态研究”“干旱区植被环境容纳量变化分析”，“这几篇都是关于荒漠植被种群动态的研究，里面有具体的数据和模型应用，还有实地调查的照片，你拿回去看看，或许能帮你更好地理解。”
拾穗儿双手接过那几篇论文，指尖触到纸张的粗糙质感，心里突然暖暖的。
论文的边角已经微微发黄，散发着油墨和旧纸张特有的气味，纸页上还有老师用铅笔做的标记，在“降水量与K值相关性”旁边画了一个小圈。
她把论文紧紧抱在怀里，像抱着什么珍宝，生怕不小心弄坏了。
“谢谢教授。”
她站起来，深深鞠了一躬，腰弯得很低，头发都垂到了胸前。
孙教授笑着摆摆手，“不用谢，有不懂的地方，随时来问。”
那个傍晚，拾穗儿没有去食堂吃饭，也没有回宿舍，直接去了图书馆。
图书馆的三楼靠窗位置是她最喜欢的地方，从这里能看到学校的操场和远处的高楼。
她把书包放在椅子上，小心翼翼地把论文摊开在桌面上，又拿出笔记本和笔，摆得整整齐齐。
斜阳透过百叶窗，在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像家乡戈壁滩上的云影。
第一篇论文是关于阿拉善盟的梭梭林种群研究，作者是一位来自甘肃的教授，看到“甘肃”两个字，拾穗儿觉得格外亲切。
论文里有数据表格，有折线图，还有实地拍摄的照片——照片上的梭梭林长得很茂盛，远处是连绵的沙丘，和她家乡的景色一模一样。
当她看到“研究人员用逻辑斯蒂模型拟合梭梭种群增长数据，得出该区域梭梭林K值为3.82株/公顷”时，心跳突然加快了，指尖都有些发麻。
3.82株/公顷——这个冰冷的数字，此刻在她眼里却活了过来。
她想起了家乡的梭梭林，阿爸在也时带着她去种梭梭，每次都会量好间距，说“两棵树之间要留够三步远，不然长不好”。
原来阿爸的“三步远”，就是论文里的“3.82株/公顷”；原来阿爸嘴里的“经验”，就是书本上的“逻辑斯蒂模型”。
她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阿爸常说“一块地就像一个人，承载能力是有限的”，这句话里藏着的，就是最朴素的生态学智慧。
她在笔记本上认真地抄录着关键段落，遇到不懂的术语就用红笔圈出来，旁边写上“查词典”“问老师”。
图书馆的灯一盏盏亮起，暖黄色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，她的影子在墙上拉得很长，像一株倔强生长的梭梭。
有那么一个瞬间，她抬起头，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，恍惚间觉得自己不是在省城的图书馆，而是回到了戈壁滩上——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，羊群在草原上慢悠悠地吃草，阿爸坐在石头上抽烟，阿妈在帐篷里做饭，炊烟袅袅，飘向远方。
第二次生态学课，孙教授刚走进教室，目光就在人群中扫了一圈，像在寻找什么。当看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坐着拾穗儿，她正低头预习课本，手指还在轻轻划着书页时，他微微点头示意。
拾穗儿抬起头，正好对上老师的目光，她赶紧露出一个微笑，心里像喝了奶奶阿古拉做的甜奶茶，暖暖的。
这节课老师讲的是“种间关系”，讲到竞争、共生、捕食时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看着全班同学说：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就拿荒漠里的梭梭树和肉苁蓉来说——
肉苁蓉是寄生植物，它要依靠梭梭树的根系才能生长，而肉苁蓉的生长又能帮助梭梭树吸收水分，这就是典型的互利共生关系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的目光又落在了拾穗儿身上，“之前有同学跟我聊过家乡的梭梭林，其实很多生态学案例，都藏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只要多观察、多思考，就能发现。”
拾穗儿的脸又红了，却不再像上次那样紧张，她挺直了背，认真地记着笔记，把“梭梭树-肉苁蓉”的例子写在笔记本上，还画了一个小小的箭头，标上“互利共生”。
下课铃响了，同学们陆续收拾书包，拾穗儿还在整理笔记，没等她起身，孙教授已经走到了她的课桌旁。
他的手自然地撑在桌面上，指尖还沾着一点粉笔灰，“论文看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不懂的地方？”
拾穗儿赶紧从书包里掏出那几篇论文和笔记本，论文的页脚已经卷曲，上面贴满了彩色便签——黄色的便签写着“这里的数据和家乡的情况很像”，粉色的便签写着“这个公式没看懂，要再问老师”，绿色的便签画着一个笑脸，旁边写着“原来生态学这么有意思”。
笔记本上，除了原来的问题，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思考：“如果梭梭林里种了沙棘，会不会影响K值？”“人工补种梭梭树，能不能提高环境容纳量？”
“老师，这篇关于梭梭林的文章里，提到降水量的年际波动会影响环境容纳量，”她的语速因为兴奋而略快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盛满了星星，“那是不是说K值其实不是一个常数，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围？就像我们家乡的羊群，好年景能养五十只，坏年景只能养三十只，K值就在三十到五十之间波动？还有，文章里说人工灌溉能提高K值，那如果我们在戈壁滩上建更多的灌溉设施，是不是就能种更多的梭梭树，治沙效果也会更好？”
林教授的眼睛亮了起来，像突然被点燃的烛火，连镜片后的目光都透着雀跃的光。
他没等拾穗儿把话说完，就拉过旁边的椅子坐下，膝盖几乎贴着课桌，伸手从她手里接过后笔记本，指尖轻轻点在“动态变化的范围”那行字上，力道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珍宝：“你这话问到根上了！课本里写的‘固定K值’，其实是给刚入门的人搭的‘脚手架’，等你真懂了，就会发现它根本不是死的——就像你家羊圈里的干草，好年景能堆到圈顶，能多容下十只羊；坏年景干草只够铺个底，再挤就会饿肚子，这上下浮动的空间，就是K值的‘弹性区间’。”
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黑色水笔，在笔记本空白处飞快画了两条平行虚线，中间用歪扭的波浪线连起来，像给区间装了“心跳”：“你看，这两条线就是K值的上下限，中间的波浪线就是实际种群数量——雨水多了，草长旺了，上限就往上提；旱天来了，草枯死了，上限就往下落。你说的人工灌溉，就是把上限往上拽的‘力气’，可这里面藏着个门道：戈壁滩的地下水像个大水库，抽得太狠，水库见底了，不光梭梭树，连旁边的沙棘、红柳都得渴死，这就是生态学里的‘连锁反应’，牵一发要动全身。”
拾穗儿赶紧把“连锁反应”四个字写在笔记本上，笔尖用力得让纸页微微发皱。
她抬头时，正撞见孙教授盯着她的笔记笑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被阳光晒软的沙纹：“你记笔记的样子，像极了我当年跟着导师去草原调查的时候——那时候我揣着个小本子，见着牧民就问‘您家今年能多养几只羊’，见着草就量‘这亩地能喂饱几只羊’，比在课堂上啃公式实在多了。”
“教授您当年也会怕学不会吗？”拾穗儿忍不住问，声音比刚才轻了些，带着点怯生生的好奇——在她眼里，教授就像书架上那些厚书，满是笃定，从不会有“不懂”的时候。
“怕啊，怎么不怕？”孙教授哈哈笑起来，声音在空教室里荡开，“我第一次见‘逻辑斯蒂模型’时，盯着公式里的K看了半节课，心里直犯嘀咕‘这字母到底代表啥’，后来导师没给我讲公式，而是带我去草原蹲了三天——白天看老鼠啃草根，晚上听牧民讲‘草够不够吃要看天’，才明白K值不是纸上的字母，是草原上的草、天上的雨、牧民手里的鞭子，是活生生的‘日子’。”
他的手指轻轻蹭过论文上梭梭林的照片，照片里的梭梭树干泛着深褐色，枝叶间还挂着小小的果实：“你家乡的梭梭树，是不是也结这样的果子？我当年在阿拉善捡过一颗，硬得能硌牙，泡在水里却能发芽——生态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，它不是公式堆出来的，是能摸、能看、能跟着牧民学的学问。你把论文里的模型和家乡的梭梭林对一对，就会发现那些弯弯曲曲的曲线，其实都在说‘怎么活下去’的道理。”
拾穗儿的眼眶突然有点发热，她赶紧低下头，用指尖蹭了蹭眼角——原来她纠结了好久的“K值”，不是遥不可及的理论，是阿爸放羊时念叨的“草够不够吃”，是阿妈种梭梭时说的“间距要留三步”，是家乡土地上长出来的“实在话”。
之前她总觉得自己像个外人，隔着玻璃看这些知识，现在才发现，自己早就站在知识的土里了，只是没找到开门的钥匙。
“我之前总怕跟不上同学，怕这些公式太复杂……”
她的声音有点发哑，却格外实在，“现在才知道，我不是不会，是没敢把家乡的事和书本连起来。”
孙教授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衬衫传过来，像春日里晒暖的石头：“别慌，学习就像梭梭树扎根——刚开始长得慢，根须在地下盘得深，后来才能抗住风沙。你比好多同学都幸运，你见过真正的荒漠，知道梭梭树怎么扛风，知道羊群怎么跟着草走，这些都是书本教不会的‘活知识’。以后遇到不懂的，别憋着，随时来问；也可以把家乡的事写下来，咱们一起琢磨怎么用生态学讲清楚，好不好？”
拾穗儿用力点头，眼泪还是没忍住，滴在笔记本上，晕开一小片墨迹。
孙教授见状，从抽屉里抽了张纸巾递给她，又转身从书架上抱下来一本蓝色封面的书——《干旱区生态学研究方法》，书页间夹着张泛黄的书签，上面画着株小小的梭梭，叶子歪歪扭扭的，像随手画的。
“这本书送给你，”他把书放在拾穗儿面前，指尖还沾着书脊上的灰，“里面有好多荒漠植被的案例，还有怎么测K值的方法。你可以看看人家是怎么把理论用到治沙上的，说不定能想起家乡的事。下次见面，咱们聊聊你家草场退化的问题，看看能不能用逻辑斯蒂模型找着原因。”
拾穗儿双手接过书，封面的布纹蹭着掌心，像摸着凉凉的沙粒。
她把书抱在怀里，仿佛抱着一团暖烘烘的光：“谢谢老师，我一定好好看，好好写家乡的事。”
这时，窗外的夕阳已经沉到教学楼后面，橘红色的光从窗户斜切进来，把老师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落在拾穗儿的笔记本上，和她的字迹叠在一起。
孙教授看了看表，站起身：“不早了，食堂该关门了——你快去吃饭，别像我当年似的，为了啃公式忘了吃饭，饿得胃疼。”
拾穗儿赶紧把笔记本、论文和书塞进书包，背上时还特意把书往怀里贴了贴。她朝孙教授鞠了一躬，声音比来时亮了些：“教授再见，我下次还来问您！”
孙教授笑着摆摆手，看着她的身影走出教室，直到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了，才转身拿起自己的教案。
他翻开教案，里面夹着张刚写的便签，上面写着：“拾穗儿——结合荒漠案例设计课堂讨论，让她带家乡的故事来分享”。
笔尖停顿了下，又添了句：“下次见面问问她家乡梭梭林的近况”。
窗外的夕阳把云层染成了粉紫色，像戈壁滩上少见的晚霞。
孙教授望着窗外，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——也是这样，抱着本旧书追着导师问，在一个个黄昏里慢慢摸清知识的脉络。
他忽然明白，所谓教书，从来不是把公式写在黑板上，是帮学生找到知识和生活的牵连，是让他们知道：那些看似难懂的理论，其实都藏在他们走过的路、见过的风景里，藏在他们心里最惦记的“家乡”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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